20130110
2009-07-26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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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是一个世纪的伟人
士大夫的费孝通先生 士大夫的费孝通先生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士大夫的费孝通先生结束了他将近一个世纪无愧于心的重建中国路。 哈佛大学费正清学院的费尔德先生说，费孝通先生与费正清先生都是他们的前辈伟人导师，在整理这些伟人手稿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事实是，像这样的伟人的真实业绩，恐怕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都很难再产生！ 国际社会在几百年前，就知道中国要出伟人，因此，他们不断希望传教士能够到中国，以便早发现，早成型，为全人类成熟服务。像利玛窦等这些了不起的国际伟人，较早的徒步来到中国传播福音，关注和帮助中国打开一条门缝、打开一个天窗、打开所有的深井盖、通过和谐的通商贸易路，逐渐推开紧闭的封闭了4000余年的门，直到中国人自己完全推到为止。 中国的门真正被自己推开应该是在柏林墙被东德西德人自己推到后十年的1999年开始的。在国际社会的全力帮助下，1999年9月27日-30日，国际《财富》周刊举办的论坛在上海召开，我们为费孝通先生给中国带去了数百亿英镑近千亿美金的建设资产资本，而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发动中国的邻居日本提前20年进入中国做基础开放的建设，日立、索尼、松下、东芝、本田、日清、八佰伴等百余企业，同时发动中国开通通商口岸，建设码头港口供货柜创储运输等，加紧通商通人通路；同时，又发动世界各国开通大学奖学金，而且是针对中国人的技术安排，所有的商业机密在中国人参观时，都给以了最大范围的公开。这在当时全球执行对中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世界两费的工作是前提条件。费孝通（费彝江）代表邓小平开放要求的中国大陆，费彝民代表全球华裔和国际香港，费骅（费彝骅）台湾，他们一致代表东方中国，而费正清则代表美国等西方文明的力量支持帮助中国开门。 费正清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还是个4岁的孩子，跟随传教士和律师的父亲为红十字会帮助中国而来到中国南通看望教育界的名人费璞安先生并且非常关注费璞安先生的孩子们。费璞安先生一心从事教育，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费孝通先生那时还是最小的一个，由母亲杨韧兰女士抱着刚满7个月的费孝通，而费正清刚满4周岁（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5.24.-1991.9.14.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和国际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第一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费正清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可以说，费正清是为中国而生的。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研究中国，著作中国，费正清的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 费璞安(1879一1969)。科举考试取得生员资格。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先生之邀赴南通当教师，兴办新学1911年辛亥事件后，被选为吴江县议长。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一心从事教育。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 费孝通母亲杨纫兰(1880一1927)，是首创蒙养院即幼儿院的当时妇女界先进入物。其父费璞安先生留学日本返国后曾在吴江县城开办第一所中学。其母杨纫兰女士在吴江创办蒙养院。这些事在清末民初是开风气之先的。此照摄于1911年6月初，怀中所抱是刚满7个月的费孝通，其余四人左起依次为长子费振东，次子费青，女儿费达生，三子费霍（手中都拿着红十字会的小旗）。 费孝通四岁入蒙养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发表少年作品。1928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1930年放弃作一个医生的想法而决定要作一个社会学者。1930年，费孝通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在社会学系系主任许仕廉的指导影响下，他进入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 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公费留学资格，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临湖轩举行了简朴婚礼。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的总成绩表上记载是河北肥乡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任省议员和县长。王同惠就读于北京笃志女中，毕业后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吴文藻门下求学。费孝通与她同系读书。1933年圣诞节前的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费孝通和王同惠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作为礼物。这件人口问题的书的内容深深打动了王同惠的心，她觉得费孝通非凡，两人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当时，费孝通刚完成英文著述《社会变迁》的翻译，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述《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个巧合进一步密切了他们的往来。王同惠读通了费孝通的译稿，费孝通建议她到图书馆借得原版书，边阅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提出一个“对等原则”，要费孝通也像她一样，将她的译稿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那个时候，费孝通的法文刚入门不久，进步较慢，正为研究生毕业时要考试第二外语而发愁，刚好合作译书是个学第二外语的好机会。 他们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可谓是一个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运气的老师。吴文藻先后把李安宅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研究院、把杨庆堃送到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把林耀华送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把费孝通送到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前后，王同惠又带着一个知识女性的抱负、灵气与勤奋出现在他的面前。从吴文藻下面这段文字中，可知他对王同惠的赏识与喜爱：我得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译过许让神父（La P.L.Schram）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蜜月中完成）；那时她的法文还不过有三年程度，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同费孝通一样，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既有一般的求知愿望，也有更要“超越”一些的想法。 在合作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她曾问费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这一突兀发问，是王同惠心底基因的天机乍现，也是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对接了她思想上的共鸣。为此，她和费孝通经常在一起讨论，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想法。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受到了相当的社会学理论的训练，就应当把这套训练运用到实际中去，对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切实的了解，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些材料，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 费孝通：她给我很大的一个纪念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要外国人写中国人事情呢，一个法国人，神父。调查甘肃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他写的书可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她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自己不写。 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费孝通先生和王同惠确已初步具有了作为社会学者应有的科学眼光和冷静思考。费孝通在他们日后合著的《花蓝瑶社会组织》所写的编后记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个观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恰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太苦，病那么重，谁都有些手忙脚乱。其实这痛苦的由来是在整个文化的处境变迁，并不是任何一个部分都有意作怪。你激动了感情，那一部分应该打倒，那一部分必须拆毁，这整个的机械却愈来愈是周转不灵，生活也愈是不可终日。在我们看来，上述的一个观点似乎是很需要的了。在这观点下，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我们亦明白要等研究清楚再动手，似乎太慢太迂，但是有病求医，若是中国文化有再度调适的一天，这一个观念是不能不有的。 在那个病入膏肓的中国时代，中国人除了自认为中国是个东亚病夫，不可救药，孺子不可教也的时代，再回头看看费孝通当时的出版内容，就断定这是个旷世奇才，伟人巨人也。 在费孝通即将走出清华园的时候，他的老师吴文藻要他们去重要的广西大瑶山做调查，对广西特种民族实地调查。广西省政府李宗仁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民族）的课题，需要有合适人选，费孝通就被吴文藻送到广西省当局的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这里，对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同惠，王同惠“高兴得跳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实现她梦想的好机会”，当即表示要和费孝通一同去瑶山作调查。费孝通当然希望这样，两个人一起去作调查，比他一人去要好得多。在社会学调查中，有些男性不容易调查到的情况，女性出面就非常方便，这对调查十分有利。他们把一同前往瑶山的愿望告诉了吴文藻和Shirokogorov，两位老师都赞同和支持他们的想法。但是，如果以同学身份一道上路，国际社会能否认可……两位老师还都有点疑虑。面对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费孝通和王同惠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同一个办法：结婚。如果结了婚再一起上路，就不会和国际社会相抵触了。王同惠当时已经完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学业，保留学籍，先去调查，调查结束后再回学校续修四年级学业。费孝通说，他和王同惠两人相识时似乎并没有存心结下夫妻关系。事后追忆，硬要找个特点，也许可说是自始至终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线牵着，这条线是一种求知上的共同追求。 1935年的暑假一开始，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住宅，庭中玉兰，门前修竹，十分雅静。据《燕大文史资料》第6辑记载，轩名是冰心早年为之所起，匾额上的字迹乃胡适手笔。司徒雷登常将住宅借作校友或教职员的结婚大喜之所。费孝通的恩师吴文藻和冰心的婚礼就是1929年的夏天在临湖轩举行的。六年以后，吴文藻十分喜爱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又在这里举行婚礼。师生之缘、夫妻之缘都由临湖轩做了见证。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特意从家乡赶到北平，参与主持弟弟的婚礼。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他们做证婚人。Shirokogorov则根据自己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仔细地为这对新婚夫妻准备上路须带的器具。他为费孝通和王同惠装备了全套的人体测量仪器，专门从德国订购了一套高品质的照相机，又特地为他们各自定制了一双长筒皮靴，用以防止西南山区一种专门叮人下腿吸血的蚂蟥的侵害。 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欢笑声中惜别Park老师，在他的启发之下要实地观察研究社区生活的漫漫旅途了。费孝通将因此而实现一生社区研究实地调查的课题，王同惠将因此而成为“现在中国作民族考查研究的第一个女子”。吴文藻记述道：她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中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出发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则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我们互相珍重勉励着便分手了。9月，这对新人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因迷路失事，王同惠牺牲，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养伤，准备出国。在此期间，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其时，费孝通认定我了目标，将一生了解中国社会和给出中国出路的方案。这个目标固然具体，但中国之大，历史之久，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根据，最可靠的资料就是出自费孝通自己的观察，所以他一开始就着重实地调查。但是，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老结婚才108天。 1937年，27岁的费孝通由老师出版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成为西方国家大学的教案，轰动学界。费孝通以《江村经济》作为自己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微型社会态，而是立志于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志在富民，皓首不易。1939年《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该书即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费孝通、费振东和费青三兄弟因皆是才华独具，名声卓著，柳亚子先生誉为“三凤齐飞”，题七律诗一首：松陵门弟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遐。季子北平同讲学，长君南海早乘楂。交情远溯追名父，亲谊还应念舅家。漫笑文人封建习，一诗题赠喜天涯。而费氏三风把德高望重的乡绅柳亚子介绍给毛润之。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1939年，与孟吟女士结婚并生下一女费宗惠。1943年，受美国政府之邀赴美访问一年。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946年，因李、闻事件被迫离开云南，重访英国。1947年返回北平，在清华任教，出版《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著作，并从事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1949年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 1957年，费孝通从江村回来被错划成右派。1959年摘帽后配合当时中印、中阿、中巴划界工作。1966年起的十年浩劫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翻译工作。和吴文藻、谢冰心等一起翻译了两部世界史：海斯和穆恩的《世界史》、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这是人类学界最高奖──赫胥黎奖。 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1989年被香港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93年，被授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1994年，费孝通被授予麦格赛赛奖，亚洲的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中国成功地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1998年11月28日，获霍英东奖金最高奖项“霍英东杰出奖”。 通过实地考察，费孝通先生推出了一系列中国出路：文字下乡、副业进城、工业下乡、乡镇企业、市场经济、是农民、农村、农业三农发展的关键……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致力于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我们回头去看时，会发现，这位世纪老人与中国以及乡土中国的乡村有着近一个世纪休戚与共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有很多头衔，比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国际国内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其作品《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已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开放、文明进步、科学全球化的必读之书，而《江村经济》还是费孝通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小城镇”、“经济特区”、“开发区”、“世界遗产”、“亚欧大陆线”、“沿海14华联”、“区域经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等其影响深入于各个生活领域。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在几次调查的基础上，率先提倡运用的。费孝通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人眼里，他对温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中国改革后，他率先到达温州龙岗、苍南、椒江、宁波等开出通路：“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直到今天，温州已经成为崛起的品牌。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1994年，费孝通再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如今的温州，已经兑现了天下有温州！影响深远，温州人深切感谢这位老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在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凭着他的唯实精神，每次都是通过考察，坚定地站在了捍卫温州的立场上。使得发展中的错误路线没有再一次次的降临。在学术领域之外，费孝通先生挽回了许多顽固的错误后遗症。1997年，我们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环保中国，工业首先从上海撤出，上海是世界的联合办公室，这些高瞻远瞩的讲课使我们一生也难忘的领袖传奇。 费孝通是无私的，因为无私而无畏。除了学术研究成就非凡之外，费孝通先生还有两件事被历史永记。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要求和平建设的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我们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第二件事发生在次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1939年，费老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女士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研究中国，重建中国社会学：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费老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79年以后，他对重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是重建社会学所和社会学协会的元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联系实际，让社会学中国化，一生以富民作为自己的目标，每年都有几个月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带出了好的学风。他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的位置上，提出了许多富民的主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为人民的学术：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我找到费孝通，是通过他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从历史的变迁进行客观调查分析，认为小城镇包含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大问题。他从农村开始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经济的研究，再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学以致用，志在富民。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 费老对中国实际问题抓得很紧。他主张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让农民从农村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小城镇就像是储蓄所，农村经济发展的时候要进城，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回家。我认为他抓住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影响很大。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研究，研究了一辈子，走出了一条如何发展中国的路子。 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方法，就像是解剖麻雀，在方法论上是中西结合，他后来虽然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但一直没有放弃学术活动，他影响了我们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他对小城镇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改革具有指导意义。费老的世态人生，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费孝通作品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又散发着学者特有的博大精深气息。他14岁时即曾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作品。自那以后，他勤奋笔耕了一辈子。有人说，在当今学术界，就散文写作来说，只有于光远可与费孝通媲美少年才俊，老来不一定了。费孝通是一个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的人，这个一以贯之的积极人生态度和思维劳作。 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一次他参观梅兰芳故居时，有人出了个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这实际上暗指费孝通一生中1957年罹难和复出后施展宏图的历史。费老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费孝通了，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江村经济》———而是一本关于怎么学习英语的书，专门写给中学生看的那一种。说实在的，那本书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它的序言却依稀有些印象，是说，作者“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住牛棚、下干校，无书可看，只能翻阅一本英语大词典，遂有些心得，写此一书。后来，大学时期，去湖南旅游，漂流猛洞河，船家说，这个河，最先是费孝通漂出名来的，他还有题辞曰“天下第一漂”……后来，读书，读到《江村经济》，读历史，读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
费孝通：做过人总得像个人，他对于别人，我们同社会的人，一个国家的人，全世界的人要做出的贡献。我的一家都是向新的方面走的，脱离旧的一个世界，要向新的实际迈进一部分人。很多问题医学不能解决，要解决人的问题。 中国人要写中国人书，我要完成她的意思。费孝通回到家乡的一个开弦弓村养伤。开弦弓村位于太湖边，是江南水乡一个普通的小村落，由于流进村子的这条小河在地图上的轨迹就像一张拉开弦的弓因而得名开弦弓。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这里开办了中国现代史上较早的农民自办的丝厂。在这里，费孝通开始了在后来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实地调查。那年，他27岁。 费孝通：我问他们问题，我就慢慢问，把他从生到死，从种田到缫丝，这过程都讲出来了，都问出来了。我懂得农民要提高经济，一定要工业下乡，这时我就想到工业下乡，科学下乡，科技下乡，那么她(姐姐)先做了这个事情，我看出这个道理出来，我就根据道理去调查这个情况，农民怎么样翻身，这一点是乡村经济的本钱。 1936年，费孝通带着在开弦弓村一个多月的调查材料踏上了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的路程，这所学院被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而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是当时国际人类学界的核心人物。费孝通没有想到他远渡重洋带去英国的调查材料一下子就得到了导师马林诺斯基的赏识。在船上他把它整理出来了，到英国已经有一个底子了有一个提纲了，就交给老师，老师很高兴，他说这个就做毕业论文，于是他一张一张写下去，写了两年。1937年，费孝通完成他的论文《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流传极广，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称它为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同时，它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带向了世界。 费孝通：我的这个成就，假如有什么成就呢，就是一个新的，用科学的办法来研究自己中国人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本书，这一本书我就成名了。从这次调查开始，我将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作为一生的研究课题，志在富民。 杨晓堂：费孝通教授六十年在一个地区这样系统的全面的调查，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我说他最可贵，第一点他这个调查有正确的目标，这个目标为了富民强国。
费孝通：我们支持共产党，现在呢，我们互相监督出主意，我说六个字，出主意想办法。为了党，做实事，做好事，使我们学者工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力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开始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但他每年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搞调查，他边行，边调查，边思考，他多次提出改变穷困地区的重要建议，把他智慧全部献给了祖国。费老对我们这些第三代学子说，你们不仅要全国一盘棋，还要兼顾全球一盘棋——我们平时常常听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这样的词汇，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费孝通率先提倡运用的。费老所倡导的中国农村走向乡镇企业经济，已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模式。生态庄园、都市村庄、乡村都市，费孝通提出了一个个文化自觉概念，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费孝通提醒人民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而不是简单的自傲或者自卑。 费孝通：我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希望，自己十亿人希望的道路，中国要自己走，要自主，要文化自主。 1969年，毛泽东连续两次中风后，放下了一切斗争的狂热，与国际关系断了多年的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等人想与国际取得联系，中国要摆脱苏联，重建中国，而国际社会唯一认可的人都成了右派，于是感到机会来临的江青看到别人都在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她就组织了一批所谓的“黑帮”来翻译这本书，这就是有人精心指点她找费孝通、谢冰心、吴文藻等人翻译出来，但直到80年代才印刷出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重印。当年沈从文按照胡绳和费老的指点，在郑州组织学术讲座。费老平均每月都去一次，除自己演讲外，还组织别人去郑州参加这个讲座。河南开了论坛先河，最早引进亚细亚的商场概念。 费老又最早创办了一个“思想操练俱乐部”，他说，只注意 physicalexercise体能锻炼，没有注意更重要的mentalex ercise思想操练，这个思想操练俱乐部第一次举办活动是在华北大酒店。后来，由国际社会公认的宋庆龄出面带头，由22个国家部委把费青办的中国建设《新建设》分为《今日中国论坛》和《中国招商》，由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期刊作先锋。 他对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学者极其关注。他曾经不断强调要我们学术补课，费老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重建的关键人物，社会学、人类学在速成时遗漏了一些知识基础，他身体力行带动大家。指出这是一个是知识分子使命和文化自觉。他一直提倡，中国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它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使命感让我们深受鼓舞和启发。费老特别喜欢与我们这些年轻学者交谈，发现我们有问题时，他总是特别认真回答我们。
发展中国社会学 费孝通居功至伟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今日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也可以说，费老是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在介绍费老对社会学的贡献之前，恐怕还是要说明一下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我们通常说，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然而，在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与经济学、政治学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学曾经在1952年至1979年长达27年的时间里被取消了，取消的原因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学科”的帽子。1979年费老组织一批学者重建中国社会学，迄今也有26年时间了。所以，在新中国的岁月里，一半时间取消了社会学，一半时间在重建社会学。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怀疑社会学的必要性了。在解决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贫富差距、流动人口问题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社会学家的贡献。近来讲得很热的“和谐社会”，已经使得社会学从潜学逐渐变为显学。正是由于有了费老的重建社会学，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成绩，费孝通先生确实功不可没。 如果从历史上看，费老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费老关于社会学的大部分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发表的，这是费老潜心著述、才华横溢、卷帙浩繁的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费老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费老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然而，最后终于不许说话了。第三阶段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段时间。 费老有三方面的贡献是不能不提的。 费老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早在社会学恢复之初，费老就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表述为“五脏六腑”的建设。所谓“五脏”是指：建立社会学学会、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图书资料、刊物和出版社。所谓“六腑”是指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要开好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今日中国高等学府的社会学专业大体上是按照费老的蓝图建设的。 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我们知道，社会学在知识体系上既有实证的派别，也有“反实证”的派别。所谓实证派就是注重实际的调查研究，喜欢用事实说话，所谓反实证的派别就是比较注重理论思辨，不太注重现实问题。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中国的社会问题丛生，费老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学当仁不让的职责。所以，他为中国社会学所选择的方向当然是走实证的道路，更为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为此，费老特地从具有突出实证风格的美国社会学界请来了最初的社会学教员，为中国的学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培训。 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在国际上，社会学的药方曾经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过突出贡献，譬如，在美国，什么问题曾经是困扰美国社会的头号问题呢？这就是种族问题。然而，曾几何时，美国的种族问题逐渐淡化了，转机来自美国社会学家的一剂良药，即“school bus”方案：消除种族歧视从娃娃抓起，让不同种族的孩子同坐校车上学，由于在上学的路上结成了小伙伴，当他们长大以后，种族的意识自然就淡化了。如果回想26年来中国社会学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努力，哪一项研究的影响最大呢？应该说，还是费老在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小城镇”的战略影响巨大。今天，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这应该是费老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财富。 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之路，27次实地调查江村经济生活，探讨中国农民出路和发展问题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费老的宗谱名叫费彝江，与大公报费彝民是宗人。费孝通以自己的宗谱名为自己的作品定为“江村”，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最近一拨是日本甲南等大学的学者。”开弦弓村村委会主任姚富坤回忆说，除了费孝通来过20多次，几十年来，村里经常有不同肤色的学生、老师出入，村里人对此已习以为常。让村里最遗憾的是，“江村”早已被人抢注，村里只能沿用自己的原名———开弦弓村。 当时，费孝通身着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丝忧伤，开弦弓村村委会里保存着他当时的照片。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难。听从姐姐劝告，费孝通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有人曾认为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过程形容为“无心插柳”。但费老的学生邱泽奇驳斥了这一说法：“无心源于有心。受家庭环境影响，费老从中学起就对国家、社会等重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费老的第三代学子同为宗人的费瑛说，作为老先生来说，以一个中国绅士的行为已经自觉到行住坐卧中，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看是偶然，其时是必然，因为，时时刻刻，总是有人引导，又总是粘连着藕断丝联。老先生的一生其实你无论如何去打乱它到什么程度，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自断过，一脉相承吧……费瑛告诉了我们许多外界没有公布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曾经是封闭在国家绝密档案中，而近几年都已经落续公开了。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江村经济的问世，“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旅程中，他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这时的费孝通已经认定：他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先生也再一次进入世界人类学最伟大的著名的皇家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成为皇家协会的人。 邱泽奇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的“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费孝通先生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并且指导了“未来文明”。 重申恢复农村企业。费孝通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邱泽奇说：费孝通先生用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老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破坏”。 邱泽奇介绍，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费老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江村经济》里，费老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费老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直到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一想起现代化，就知道是发展大工业、搞大城市。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邱泽奇说，可以佐证的是，去年建设部公布的城市规划中，全国有184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 费瑛说，老先生在70多年之前提的所有问题，在今天才开始关注。多元民族的和平共荣问题、东西方文明和自主特色问题、江村经济里的环保问题、生态问题、乡村生态都市与生态都市庄园问题、以人为本的农民等三农问题、人口质量和奥运的问题、人种基因与全球华裔的问题、世博会与精英传承问题、营造学与招商创新问题、考古文明与历史断层问题、复制文明与文化自觉和研究历史轮回提升创新的问题、航天信息技术基本问题、国与国之间的美美与共的问题、国际交流城市模式与生态环境的江村城镇城乡乡村的多元问题、执政文明与全球策略问题…… 1957年，《重访江村》里，费老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费老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来华后，提出了访问开弦弓；国内政治格局开始关门：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了。费老试图重提和呼吁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已经被扼杀了。 中国再一次轰隆隆倒退，超过了全中国同一时间发生山洪、海啸、地震、火山、瘟疫和战争的总和。 在全国一片自发的投机倒把声浪中，在荒芜的大地上，生产资料与基本消费文化的匮乏，在全国每个省市乡镇都有逃难流落的困境中，费老流泪了。他一定要在农业经济新的结构中，输入小轻工业和副业，在初期阶段，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费老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 邱泽奇说，费孝通在经历半个世纪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即将在农民手中实现，他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工业下乡”。费老发现：5年前，回家带回来的都是无法“转”上去的状子，而现在却是要原料、要市场、要工厂的申请。费老的讨论开始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延伸：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此时，费老的乡村工业的观点引发激烈交锋：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就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同样的问题甚至被提到全国人大上争论。1995年12月，国务院出台文件要停止乡镇企业，幸亏费老召开了一次针对温州乡镇企业的讨论，使得国务院的文件再一次成为历史未执行的错误档案，否则中国又要倒退多少年。 费老认为，苏南出现的这些新人新事绝非是一种偶然。他这样解释理由：“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在随后的九访江村中，费老发现：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送去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抢购一空。开弦弓村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不下60户。 邱泽奇说，费孝通先生不相信，这样的解释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业化道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费老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摆事实、算细账：1991年，费老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1990年是59.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 最喜欢摆事实，费孝通先生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老选择后者。从1990年，邱泽奇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老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邱泽奇认为，这是费老总能发现其他学者未觉察之处的重要原因。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费老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老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费孝通曾告诉邱泽奇：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老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邱泽奇说：费老气质上属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温和，费老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费老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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