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招商与炎黄春秋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张广友

2001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78年万里在安徽长丰县农村调查时与农民一起劳动

   1978年万里（右一）在集市上访问药材个体户（右三为本文作者）

万里（右三）与吴象（右二）在农村考察

　　改革是一场革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改革就不能前进一步；改革是一个过程，没有勇于创新的精神，今后的改革便搞不好。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对于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这第一次改革，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曾经说过：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我作为新华总社记者，有幸跟随万里参加了发生在安徽农村的这场大变革的全过程，作过大量的报道。回顾并记叙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汲取历史经验，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历史的机遇把我推到农村改革第一线 
　　
　　我是根据万里和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建议和要求，经总社领导同意，于1977年9月到安徽的。
　　安徽历史上既是多灾的农业省份，又是一个长期受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重灾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各地一片欢腾，都在积极揭批“四人帮”，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当时安徽省主要领导人却制造了一个“安徽特殊论”，清算“四人帮”的工作搞得冷冷清清，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民怨声载道。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中央派到安徽，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彻底清查与“四人帮”篡权有关的人和事，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首先稳定住形势。根据安徽既是个农业大省又是一个穷省的实际，省委各级领导班子初步健全后，便集中主要精力，在解决各地县领导班子的同时，深入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坚持进行调查研究。
　　1977年11月，我随万里一行四人走访了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三个地区十几个县（市）。一路上同各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交谈。这里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政策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普遍下降。许多农民反映说：解放前，我们这里养了几万子弟兵，一般说来吃饱饭不成问题。现在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为什么生产反不如那时呢？
　　皖南三千里巡行之后不久，我们又到了老灾区淮北阜阳地区农村访问。腊月廿三（过小年）那天，我们跟随万里深入调查了太和县城北的一个村庄，发现有些农户连吃顿饺子的面都没有，万里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千方百计给每个农民调剂三斤麦子，让人们过年都能吃上饺子。
　　1978年1月下旬，我们去皖东农村考察。从肥东至定远，一路上随机停车，徒步进庄，走门串户。先后在八斗岭、高塘铺、江巷等三个村庄，走访了十几户人家。在八斗岭我们到了一户姓张的农民家，这家7口人，两个大人，5个孩子，只有一床破被子，什么家当都没有。万里打开锅盖一看，锅里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稀粥……
　　走出张家，万里忧心忡忡地说：“过去只是听说这里很穷，但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你看他这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30块钱，一根木棒就可以全部撅走！”
　　这年春天，我们在定远县城的卢桥镇附近，看到一位挑担子的年轻农民，就同他聊天，在拉了一段生产生活情况之后，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事后万里对我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万里到安徽不久，就来到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此后他多次去凤阳。他说，讨饭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搞好。问题是为什么生产搞不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万里出了这个题目并让大家蹲点调查。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什么门都没有），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7个饭碗、一床被子。我们开座谈会时，全村找不到一个小板凳，大家只好蹲着。队干部介绍说：初级社时全村有127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虽然逐渐好了些，但逃荒讨饭从没有停止过。
　　万里认为农民生产搞不好，吃不饱，主要是政策不对头，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他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咱们有言在先，如果今年秋后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里去讨！”
　　在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万里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亲眼看到农民还如此贫困，实在心里不安哪！”
　　农民生活贫困是因为农业生产上不去，农业生产上不去，是因为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系列“左”的政策的危害和影响。这是我国农村问题症结所在，是我们走访长江南北和淮河两岸农村所得出的共识。
　　
　　安徽《六条》——农村改革的“序曲”
　　
　　1977年9月、10月间，经过省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于11月下旬下发。其主要内容是：搞好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共六条，所以简称《六条》。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其中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不能越过雷池一步的禁区。当时正是全国学大寨，搞“穷过渡”的高潮时期。1977年冬天，差不多与安徽《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发布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安徽《六条》与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这《六条》规定却受到了安徽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1977年底，文件下达后，万里要我们到农村去听反应。我和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几名记者分别到六安、滁县等地作调查。回来我向万里汇报说：群众对《六条》反应很好，最高兴的是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这条。还有对实行责任制、减轻农民负担等项规定也很满意。但也有人担心，怕说话不算数，怕政策再变。对生产队自主权，队干部比较满意，很多群众觉得很新鲜，有的说过去好像没听说过，不太懂……
　　万里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是反对瞎指挥。我看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去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在原来起草文件时只是一句话，后来才把它单独列出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应该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作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的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懂，更不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所以应当很好地进行宣传。
　　1977年底，我着手起草一篇全省性综合报道。这篇3500多字题为《安徽大步赶上来了》的报道，在报道全省政治和生产形势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重点介绍了省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狠抓经营管理和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对全省大好形势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篇报道很快得到了当时新华社国内部领导杜导正和陈大斌的积极支持。新华社于1978年1月1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在15日头版头条突出位置刊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映。
　　敏感的新闻单位闻风而动，1977年年底便来到安徽的《人民日报》农村部负责人姚力文，与我们共同研究确定，继《安徽大步赶上来了》之后，重点宣传报道省委《六条》，由新华社安徽分社田文喜陪同姚力文去采写。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刊登了这两位同志写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接着，我同分社一起研究，选择贯彻落实《六条》比较好的滁县地区，写了《滁县地区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报道，在《人民日报》2月15日头版头条刊出。
　　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醒目大标题发表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原稿中有一段写安徽省委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编者单独拿出来，改为“本报评论员”文章配合调查报告同时发表。
　　这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我收到了很多来信，普遍认为这篇文章抓住了生产队自主权这一要害。万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对我说：你们写的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领导都很重视，要抓住这方面的问题，继续深入报道。
　　3月初，我们到贯彻落实《六条》政策比较好的滁县去采访，写了一篇《落实农村经济好措施——滁县地区各生产队制订〈一年早知道〉》，新华社于4月上旬发通稿，《人民日报》在4月8日四版头条刊用。
　　春耕大忙开始，我同安徽分社的记者田文喜、端木来娣同志，走访了江淮一带的滁县、六安地区农村，有感于《六条》下达后出现的喜人形势，欣然写下了《政策调动千军万马——安徽省滁县和六安地区农村见闻》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以醒目大标题加“编者按”在4月18日二版上半个版全文刊出。
　　仅在1月15日到4月18日的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发了通讯报道和调查报告六篇，计2万多字，且有三篇连续上了三个《人民日报》头版头条。2月16日，定远县生产队自主权一稿见报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见到我高兴地说：“这几天你们把人家《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都给包了！”

　　引发了晋皖之间的一场笔战
　　
　　安徽省《六条》大量宣传

报道以后，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引起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也引起了“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有的人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道路有问题。有的人说，安徽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为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在他们的影响和指使下，一些人针对安徽进行批判。就在《政策调动千军万马》发表后不久，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篇长达6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还说什么“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和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南振中，安徽分社记者沈祖润正在滁县地区农村采访，这里的干部群众对《人民日报》登这样的文章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疑惑。与此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的批判，已经发了一篇。并告诫我：看来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
　　我将上述情况向万里作了简要汇报。
　　万里说：“你们的报道是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的，安徽就是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你们放心地搞吧。”接着他又说：“我们干我们的，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主张多干少说，或者只干不说，让事实去作结论，让群众去作结论，让历史去作结论。”他还说：“既然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地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于是，我们针对《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经验好》这篇文章，经过讨论，由南振中、沈祖润执笔，写了一篇《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省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从各个方面回答了一些人的疑虑，这篇长达4000字的报道，新华社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7月5日全文刊载在二版上。
　　随着安徽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一场围绕农村改革的激烈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晋皖之间的笔枪舌剑，引起了全国上下，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一方面集中力量，不惜篇幅地报道安徽农村改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不时地发一些同安徽相对立的观点和不点名的批判文章。正在这时，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推向了全国，给安徽农村改革的尝试以巨大理论支持。山西原来准备批判安徽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了。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深入发展。1978年春天，在贯彻《六条》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分队、划小核算单位；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动向，但是在看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一种看法是反对，认为由大划小，必然要滑向单干，产生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违背了农业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要求，必须坚决制止；另一种看法是支持，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其实，后者是正确的，因为这是省委《六条》下达之后，农民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鼓舞下，解放思想，从有利于生产出发的自发选择，应当支持。但是当时，人们还受到陈旧思想的束缚，对“包产到组”之类，都很敏感。于是我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到这三个单位进行调查，并就其中两个典型首先进行了内部报道，写了两篇调查报告，一篇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另一篇题为《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新街公社棉花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到人的调查》。在这两篇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我又写了一篇评述性的报道，题为《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
　　这三篇稿子共2万多字，我建议出一期《内参专刊》。稿件送穆青那里，穆青签发了。这份冒着“鼓吹单干”嫌疑的《内参专刊》于1978年10月10日出刊。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包产到组、单项作物包产到劳的调查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实行联产计酬、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性。但是，无论是“包产到组”，或者是“包产到劳”，都是当时中央文件规定所不允许的。因此，大家在赞成的同时，又普遍感到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万里同志急需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10月的一个晚上，万里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当时屋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王郁昭敞开思想，把滁县地区农村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古脑儿端了出来，他分析了滁县地区长期落后的原因，坦率地指出，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也不是倒退，而是经营管理中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是治穷的“灵丹妙药”，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万里听了他的汇报之后，不但没有批评他，而且表示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万里说，既然群众都同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万里要王郁昭回去以后，先把汇报中讲到的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天长县新街公社、来安县广大公社三个材料写好报上来。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王郁昭汇报外，我们一起分析了形势。研究面对嘉山、凤阳、肥西等县一些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怎么办？万里提出：不阻止，不批判，不提倡，不宣传。强调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阻挡，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对万里的谈话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的远见和胆识；担心的是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允许包产到户”，且在历史上，许多同志因赞同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万里同志。万里讲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红头文件’和上边领导的指示，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那就干脆把文件直接发给群众好了！”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农村经济政策首要出发点是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速生产的发展。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就要看它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如果发现其中某些具体规定明显不适合那里的实际情况时，究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还是生搬硬套？这对每个领导同志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的确是个很好的考验。我感到他的谈话非常重要，所以当即做了记录，但万里一再强调这是在探索、在研究，内部、公开暂时都不能报道，有些你可以个人的看法同新华社领导交换一下看法。后来，我把这份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编入198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阳关道上》一书中。题目为《当实际情况同中央文件发生矛盾的时候——记万里同志关于责任制问题的一次谈话》。
　　
　　肥西、凤阳燃起星星之火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等，给予安徽农村改革以巨大促进和支持。我们在总社国内部和农村组领导陈大斌和黄正根、赵华胄等同志的支持下，乘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在年初宣传安徽贯彻省委《六条》、生产队自主权的基础上，继而对“包产到组”和“定产到组，责任到人”进行了连续报道，掀起第二个宣传高潮。
　　1月12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发展的调查》。1月2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安徽省县委书记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长篇报道。1月21日，新华社公开播发了我和陆子修（滁县地委政研室主任）原来写的一篇内参稿，题目是《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包产到组”。1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我和黄正根同志写的长篇通讯：《重灾之后访安徽》。
　　3月7日，《人民日报》把我年前写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内参文章，作为“工作研究”在二版加“编者按”刊出。原来文章中多次提到“包产到户”四个字，而在当时“包产到户”还是在“不许”的“禁区”里，不能见报。还是杜导正想了个办法，把“包产到户”四字改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责任已经到了人，比到户还到户”；对不懂的人来说，最怕的是“户”字，反正没有户就行了。所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是半公开了，并给它起了个理论性很强的文绉绉的名字——联产责任制，后来又不断发展完善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肥西和凤阳是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两个点。1978年安徽大灾，在秋冬种时实行“借地”度荒的同时，肥西、凤阳等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
　　2月1日，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带领工作组来到山南公社，向农民传达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大家对文件总的精神表示拥护，对两个文件中的“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反应不满。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大家纷纷强烈要求中央修改文件时（因为是“草案”“原则上通过”，准备修改后经中央全会正式通过），把“两个不许”去掉，改为允许包产到户。
　　2月6日，万里召集了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正确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既然是山南群众如此强烈要求，我主张就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2月6日，周曰礼赶回山南公社。第二天，及时向社队干部传达了万里和省委领导的意见，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省委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六个公社四五天的时间，全部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接着，山南的包产到户又像旋风似地席卷整个肥西县，不到一个月，全县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凤阳是个以讨饭闻名海内外的穷困县。1978年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贯彻执行安徽省委《六条》政策之后，悄悄地搞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实际是包产到组），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结果，大灾之年，十个生产队八个平产，两个增产。1979年2月，凤阳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在介绍马湖公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推行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在全县普遍推广。
　　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过程中，梨园公社最穷的小岗生产队偷偷地搞了“包干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到年底获得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贡献一斤粮食的“三靠队”，包干到户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万斤，油料2万斤。社员收入大大增加。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12月中旬，县委曾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经过深入调查，仔细分析，写了一篇在我国农村工作改革过程中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1980年1月初，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凤阳县委的这份调查报告送到了省委。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他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对我说：“你看看这份调查报告写得真好！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1月24日，我们随同万里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去看，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万里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时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对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为包产到户再起波澜
　　
　　1980年1月，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万里就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发表意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户”。以“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强劲的东风，吹遍了淮河两岸、大江南北，势若燎原烈火，燃向神州大地。
　　尽管包产到户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仍然固守陈旧观念，一有机会就对它进行讨伐。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根据万里在全省农业会上的讲话精神，代表安徽省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发了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包产到户姓“社”还是姓“资”，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持反对意见的人断定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既违反了中央文件规定，也违反了《宪法》的规定。这次会议，除了少数省的代表和一些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表示支持安徽的意见外，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围攻。
　　周曰礼等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会议精神暂不传达。
　　但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刚刚结束，万里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复刊不久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1980年第二期，突然发表一篇题为《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对安徽一些农村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的批判。
　　这家杂志的第三期又加按语发表了题为《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文章。杂志还以“大家谈”为名，貌似公正，实际上只发表对包产到户否定和批评的意见，不发表赞成和拥护的意见。
　　3月上旬，我把两期杂志送给万里。那时万里调回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万里看后认为，我们也可以写文章摆事实讲道理，不点名地进行反驳。根据万里的指示，我和吴象写了一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长篇文章。文章打出清样送给万里审阅。万里建议用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省委农工部对稿件有不同看法。正在这时，人民日报社领导看到这篇文章清样，备加赞赏。他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由你们两位署名，在我们报上发表，文责自负。”于是吴象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名义，我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过去规定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发专稿时，可以用“本报记者”），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发表了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文章。这篇文章从多方面回答了这家杂志所提出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的精神实质。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这篇长文见报后，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就在这段时间，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争论。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谈话时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
　　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文章发表后，安徽农村情况怎么样？万里放心不下，要我和吴象到安徽农村去看。1980年4月中旬，我们来到了江淮地区的六安、肥西等县，发现全省农业会议以后，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主要是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很激烈。一方面，群众普遍要求搞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省地县某些领导坚决反对。两方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
　　4月23—26日，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山区（即安徽省长江以南的芜湖、徽州、贵池三个地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根据省委领导的意见，吴象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除了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精神外，重点是谈关于农业生产和责任制问题。会议一开始，有的人就针对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我和吴象写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好处多》一文指责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又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
　　在芜湖会议上与此相反的意见并没有在会上发表，在私下交谈却很多。他们以为，那些讲空话、套话，不符合群众实际要求的人的意见群众是不会听的。群众说，他们是“上身穿皮袄，下身光屁股——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看来在这种能否维护群众利益的激烈斗争中，最能考验干部，识别干部。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从安徽回京之后，我和吴象奋笔疾书，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写出了八篇共22000多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从5月27日至30日每天早晨即有一组报道送邓小平等在京政治局委员。同时，万里还特批给原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党组一份，要他们研究。这八篇报道是：生产形势很好，群众生活稳定；联系产量责任制威力大；包产到户对改变穷队面貌有明显作用；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著；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有关包产到户的几个认识问题；包产到户是否权宜之计。
　　正当一些“只要方向”不顾群众实际需要的人，要大动干戈，讨伐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的紧要关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接着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这一讲话不仅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据万里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对包产到户也是很支持的，1980年初有一次陈云见到他，合掌抱拳，高兴地对他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那些做法。
　　邓小平讲话后不久，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份文件共有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是专讲包产到户的。这一条一开始就说：“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份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在中央文件上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了。现在回头看，这份文件也明显存在着不足。比如，说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意思是说，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老百姓把它通俗形象化说是“扒车的”）。说要“因势利导，运用各种过渡形式进一步组织起来”等等。这也不难理解，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深化过程。这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我在安徽亲眼看到：实行包产到户不仅增产了，吃饱了，更重要的是“自由了！”正因如此，农民对包产到户才如此向往，才把土改当作是第一次解放，把包产到户当作“第二次解放”。
　　二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其中最大、最突出的是：使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化转变，农村经济从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原文3万余字，本刊作了删节，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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