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氏Fisc大公：志在富民

 

        来源：中国招商杂志社洲际执行总长：赫胥黎·英飞（皇室成员执行遗嘱人事、宗人府档案总理总监）

 

        类别：大公报天下和谐社会      费氏Fisc大公：志在富民缘起2010-03-01 17:42   

 

        来源：中国招商杂志社洲际执行总长：赫胥黎·英飞（皇室成员执行遗嘱人事、宗人府档案总理总监）

 

        类别：大公报天下和谐社会|评论(0) |浏览(99) 查克-费尼，大西洋最神秘的散财者2010-01-11 23:34

 

        查克-费尼，大西洋最神秘的散财者

        

       核心提示:美国一位亿万富翁捐出80亿美元，设立慈善基金会。他不让基金会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所有捐献活动几乎也都是匿名进行的。这位76岁的老人当初只给自己留下了不到100万美元的财产，他如今连小汽车也没有，还和妻子挤在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 

将低调进行到底 

      在保持低调方面，费尼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多年来，“大西洋慈善”的员工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捐献受益者当中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必须签订协议，答应如果谁透露钱的来源的话，资助就会立即停止。直到1997年，在“免费购物连锁店”出售给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时，公众才知道了“大西洋慈善”的存在。当时的法律文书表明，费尼在该公司的股份已经移交给一家基金会。尽管许多人早就在猜测费尼有什么大动作，但当人们发现他捐献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等家族设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时，慈善界为之震惊。即使到今天，尽管“大西洋慈善”在其网站上列出其捐献数额，但它仍然不会发布消息来为自己吆喝。他们也仍然禁止举行正式的捐献活动晚宴，拒绝收取各式铭牌。 

       费尼不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建筑物也是有着实际考虑的，他的目的就是吸引其他希望获得冠名权的慈善家与他合作，比如说，他与高科技巨头吉姆·克拉克一道为斯坦福大学提供捐献，与风险投资家亚瑟·罗克一起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建立了一处癌症研究设施。他难道就没有一点名利心吗?费尼对此回答说：“是谁建起楼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楼房能建起来。”他咯咯笑着回忆说：“在越南岘港总医院，由于我们不愿意留名，那里的人们苦恼得不得了，最终他们将医院涂成了绿色——三叶草(爱尔兰的国花)的那种绿色。”他接着说：“这费了不少涂料啊。”

       从捐献中获得巨大满足 

       在女儿家客厅的咖啡桌上，费尼打开了克林顿总统新近的畅销书《给予》。他翻开“你应当给予多少，你为何应当给予?”这一章，念出书中所引用的美国个人所得税数据，该数据表明只要美国纳税最多的14400人捐出自己收入的1/3，总额就将达到610亿美元左右。那为什么没这样呢?费尼沉思说：“人们习惯于赚钱。我想成为富人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他们应当做什么……我只是坚信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他们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 费尼提到了自己心爱的一个慈善项目——“微笑行动”。

 

       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奥克勒里曾经与费尼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酒吧泡过多年，最终才和费尼敲定了《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一书的主题。他将费尼的慷慨归结于他有一对仁慈的父母，后来又在一个具有互助气氛的社区里长大。他说费尼是“一个谜……他喜欢挣钱，但不喜欢拥有它。他走遍了世界，但心从来没有离开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家乡。”费尼自己微微地笑了笑说：“在理智和疯狂之间只有一道窄窄的界线。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说，想将钱捐出去就是发疯。”对于这些人，费尼用一句谚语来回答：“裹尸布上没有口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费尼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捐献的一处建筑 

       康诺尔·奥克勒里以前是《爱尔兰时报》的国际商业编辑，他曾经花了两年的时间与费尼一道出行，调查费尼创建的这个庞大但隐秘的商业帝国。这个帝国数十年来极度追求隐秘，但奥克勒里最后得出结论说，费尼的商业帝国是建立在激烈进取的企业精神之上的，它不畏惧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开展业务，但从来没有腐败堕落过。费尼曾在驻日本的美国空军中服役过。大学毕业后不久，他来到了欧洲。最后他们将自己创建的“免税商品连锁店”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烟酒零售商，成了奢侈品的全球性供应者。

       他们别出心裁的商业计谋将“免税”概念的限制稀释到了极限。就如奥克勒里解释的那样，依据免税规则，费尼和米勒使用的是瑞士银行的账户，而将公司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他们将资产以费尼的法国妻子丹妮尔和米勒的厄瓜多尔籍妻子詹塔尔的名义登记注册，对于这一避税计谋，费尼到如今也并不感到不安。他说：“大多数大型公司都会精心组织自己的业务，以将税负最小化。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事，那就可以了。”

       1988年，费尼从生意中获得的当年红利就达到了1.55亿美元。这时他比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大卫·洛克费勒(石油业和银行业巨头)或者唐纳德·特朗普(曾被《商业周刊》评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商人” )还有钱。

情系故园 

       不让“爱尔兰人屠杀爱尔兰人” 

       为祖先家园捐助10亿美元 

        

       神秘的慈善家 

　　这个因为隐姓埋名而出名的慈善家，直到今天从不为自己的捐款发布消息，禁止举行正式的捐献活动晚宴，甚至拒绝以他的名字来为慈善项目命名或收取各式铭牌。和许多仗义疏财的超级富豪一样，查克·费尼于1988年创办了自己的“大西洋(600558,股吧)慈善基金会”，把几乎所有能转移的个人财产都转移到基金会名下，自己只留了500万美金。与众多以金钱换取好名声的富豪所不同的是，费尼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该基金，为了减少曝光，他甚至大费周章地在百慕大群岛（英属殖民地）注册了该基金会，以此逃避美国法律对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同时，那些获得捐赠的机构也都需要严格遵守获赠的条件——绝对不透露任何捐款来源的信息，如果谁透露钱的来源，资助就会停止。种种保密手段使得费尼的诸多捐赠不为人所知。在查克·费尼身旁，有一个“安静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费尼的朋友、从他的基金会获得帮助的机构、与他一同在幕后工作的同事。他们的职业也各不相同，从澳大利亚前任网球大师肯·弗莱切（Ken Fletcher）到爱尔兰新芬党的领袖格里·亚当姆斯（Gerry Adams），应有尽有。因为“沉默”多年，所以如今当他们能在公开场合谈论查克·费尼，谈论“大西洋(600558,股吧)慈善基金会”时，仍然有一种习惯性的缄口不言。

       而公众真正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身边存在一个名为“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慈善组织时，那已经是1997年的事情了。当时，费尼将“免税连锁店”剩余部分的股份出售给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能够看到的法律文书显示，此前，费尼已将该公司的部分股份已移交给一家基金会。尽管许多人早就在猜测费尼有什么大动作，但当发现他捐献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等家族设立的著名的基金会时，整个慈善界都为之震惊。当时，许多主流媒体都希望能对查克·费尼进行采访，但大都被他以“对媒体害羞”为名而婉言回绝了。即使到今天，尽管“大西洋慈善基金会”在其网站上列出其捐献数额，但它仍然不会发布消息来为自己吆喝。他们也仍然禁止举行正式的捐献活动晚宴，拒绝以他的名字来为慈善项目命名或收取各式铭牌。 当然，费尼这样做也有着实际考虑的，因为这样以来他就可以吸引其他希望获得冠名权的慈善家与他合作。    

    事实上，要不是因为那本传记，费尼是不会轻易接受采访的。他之所以放弃了坚守了几十年的原则，主要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个新的公共使命：提醒对冲基金巨头和硅谷新贵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作出馈赠”。金融巨头和硅谷精英的加入代表着美国慈善事业的最新潮流。而费尼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在倡导这一股潮流的涌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亿万富翁随即也推波助澜。费尼说，他就是想为那些富人们“树立一个榜样”。他说：“这些人有太多的钱，光是他们自己花是永远也花不完的。”

       费尼的商业帝国不畏惧在法律边缘开展业务，但从没腐败堕落过。他是最低调的富豪，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免税连锁店”后急流勇退，过着平民般的生活；他也是最低调的慈善家，创建了规模庞大的基金会，散尽了毕生家产，但又一直隐姓埋名、无声无息。

       ２００７年的一天，在美国纽约的一套普通公寓里，人们为一位老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庆祝关于他的第一本传记正式出版。会场的布置很“家常”，但气氛很热烈。老人穿着很旧的蓝色休闲西装，没有打领带；牙齿稀少，目光宁静，微笑着，有点儿羞涩。来宾纷纷向老人敬酒表示祝贺，有客人提出要看看老人那块廉价的塑料手表，以及被老人当成公文包的那个塑料袋。客人们无法掩藏好奇，因为这位老人是查克·费尼，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慈善家。查克·费尼是个精明而勇敢的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全球性的商业帝国ＤＦＳ（环球免税集团），在短时间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上世纪５０年代，大学毕业后不久，费尼来到欧洲，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认识的朋友罗伯特·米勒一起，向船员兜售免税烈酒，向驻扎在欧洲和亚洲的美国士兵销售轿车。他们抓住了战后旅游业兴旺发达的时机，迅速在全球各地的机场建立了免税店，成为世界最大的免税店运营商。

       从未脱离劳动创造本色 

       费尼的朋友、《爱尔兰裔与美国》杂志编辑尼亚尔·达乌德回忆说：“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就是永远不让自己脱离劳动阶级的本色。他一直脚踏实地，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品性基本上没有变化过。”在参加当天新书出版聚会的来宾中，大多数是费尼用巴士从新泽西州接过来的：其中有他的高中同学，还有来自费尼大家族的亲人，包括他5个孩子的两个。 

       费尼50岁的外甥丹尼尔·费茨帕特里克回忆说：“他会给我父母5万美元供我们上大学。但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外面去喝上一杯啤酒，他也要核对一下账单……如果我没将卧室的灯关掉，他会说：“顺便提醒你一下，你没关灯啊。”我明白这时我最好起床去把灯熄掉。”他当初为何决定要将钱捐献出去，只给自己留下还不到100万美元的净资产呢?他耸耸肩回答说：“我是个喜欢逍遥自在的人。我希望能安安静静地品味我的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我不愿意让人们指点着说：‘看啊，那个亿万富翁在吃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他的外甥菲茨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我看来，他当时对财富已经感到厌烦了。他自己也说那种奢侈而沉重的生活并不适合他。”

 

       类别：大公报天下和谐社会|评论(0) |浏览(109) 圣谕广训：孝和 彝志孝友2009-06-22 17:18圣谕广训：孝和 彝志孝友

       根据全球人类国际大家庭的宗人府档案记载，费氏墨庄德懋堂费氏宗谱（宗谱系皇室成员管理入典）在20世纪与21世纪期间，其宗室成员的任务是通过早就设定的宗文体现的人文排序：

        守先继志 业广惟勤 礼法传家 文章华国，克绍道义 大德恩光 秉忠廼秀 永锡其昌 诚正本立 修齐励行 祖泽宏扬 宗嗣长存。

        康熙二十五年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 笃宗族 和乡党 重农桑 尚节俭 隆学校 黜异端 讲法律 明礼让 务本业 训子弟   端士习 崇正学 定民志 息诬告 全良善。

        大费皇宗的费孝通先生打下的基础可以确保人类江山中华盛世有800秋上升期，至永锡其昌世纪可达中鼎。而与费氏世系联姻的姻亲（李氏家谱）的传人任务是相应分配的：文章经国 家道永昌 福寿承恩 勋荣世守 1872年，经费氏传宗接代至守字辈的费日启与其正妻李月娥（李鸿章二妹），宗人府给出李家新的亲宗定义16字：祖德积厚 克绍辉光 宗续延长 同敦孝友。

       费氏（嬴氏英氏）敦其孝友，博爱需经关爱民生利通商衢，故，《大公报》当任“文章报国”彝志。

 

                                                              —— 《费氏宗谱》费氏宗亲管委会：费志涛 费志良

       《彝志》，此宗文彝语原名音译为“哎哺啥额”，或翻译为“爱费舍尔”、爱菲什尔，《西南彝志》是其汉译本的书名。全书共分六个志：

           一、创世志；二、谱牒志；三、地理志；四、天文志；五、人文志；六、经济志。

          彝文计有３７万余字，４００多个标题。彝汉对译本共２６卷。现简介如下：

    一、创世志。是叙述彝族先民对宇宙与人类起源的认识。

    二、谱牒志。是以父子连名制记述了彝族从希慕遮到笃慕的引世及六祖武、乍、糯、恒、布、墨及以下各主要家支世系的相互关系，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滇、川、黔、桂、彝民迁徙路线。

    三、地理志。是叙述彝族先民生活的一些古地名以及沿金沙江南北迁徙的历史。分别记述了罗甸、乌撒、东川、乌蒙、芒布、扯勒等几个彝族小王国的统治区域及一些土目的居住地址。

    四、天文志。是记述彝族先民关于宇宙起源及发展的认识，对清浊二气运行、日月出没以及日月运行产生四季、２４节气和风雷云雨雪进行了解说和论述。

    五、人文志。是反映古代文化发生发展和古代思想及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论述了诗歌、竹书、君臣歌等的来历。

    六、经济志。是反映彝族先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及后来“耕田有邑聚”的农村社会，农业生产水平，工艺水平及经贸情况。

        由于《彝志》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被誉为彝族的大百科全书。又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列为民族史文献的重要词条之一，被国家民委列为“七·五”期间重点整理的项目。落后于国际学术研究。

                                                                 ——中国招商国际机构孝友宗

 

       《大公报》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一句话就准确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敛之在天津租界创办《大公报》，中经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联手开创《大公报》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到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大公报》为中国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峰巅，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胡适语）、舆论界的“一根柱石”（范旭东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状中说：“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顽者。”

        “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张季鸾面对巨大的荣誉，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地“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是王韬、梁启超以来文人办报的传统，也是《大公报》的传统，是新记《大公报》风靡乱世中国几十年的关键，在整个百年言论史上还没有另一家报纸曾经攀上这样的高度。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此感到骄傲、激动、悲伤，甚至沮丧。

        前无古人的“四不”：一百年前，英敛之初创《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标揭“大公”的旗帜，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无党无偏、直言敢谏而著称。熊少豪在《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中指出“《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雀起，惜锋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卒为某党所收买，坐是营业日散，销路日减。”但它 “敢言” 的精神长久地被人们所记诵。“办报非难，持久斯难，而百折不移卒能发扬光大者，斯尤难之难也。”在中国报业史上能历经风云变幻、几度易主坚持下来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应首推《大公报》。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中断了一年之后终于续刊，发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记公司大公报记者”），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

        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是因为：

         “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

       《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在他们看来这是“现代报纸应尽之职务”，体现了他们“服务社会”的志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深怀文章报国之志”，而没有个人私利的追求，张季鸾《无我与无私》一文说得很清楚 “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大公报人，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从张季鸾到王芸生，张季鸾的三“骂”，他对屠杀青年的抗议，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明确反对这些就不必说了。“九·一八” 之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社评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人！”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与日本签定上海停战协定，两天后《大公报》发表的《愿国民清夜自问》社评直接指出“皆上层社会之罪”，“今执政之人，固昔年从事革命者，其能凛然反省，与民众共同奋斗，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数民众之自为。……真正救国大业，最后必由民众自己完成之。至于现在社会优越地位之人，不从速努力，必尽遭淘汰无疑耳。”1944年以后王芸生开始在重庆《大公报》严厉批评时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他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二十多年间，《大公报》从来没有放弃舆论监督的自觉，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范长江轰动一时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女记者彭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的通讯“重庆百笺”，都生动地披露了社会黑暗、官场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报》就客观报道了红军的消息，并配发短评赞美红军纪律严明。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采访米苏里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报道也与其他报纸不一样。仪式结束，虽然笼罩在胜利的狂热气氛之中，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却“语气沉重”、感慨地对记者说，?/FONT>今天无论是投降的日本还是受降的各国，都应该忏悔。”1945年11月22日，复刊不久的上海《大公报》如实报道了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徐伯昕、马叙伦、唐弢、许广平、傅雷等知识分子签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没收取缔书刊行为，恢复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悍然查封有二十年历史的民间报纸南京《新民报》，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执笔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随后又发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大动荡中，《大公报》对那些侵犯人权、鱼肉人民的恶劣行径，几乎都进行了报道，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