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10
中国招商：按标准进入建设程序
——Φ48地球永远盟员
一，各美其美
二，美人之美
三，美美与共
四，世界大同
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
杨继绳
2001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时间，受株连者数以万计，致死者逾百人，两年后始得平反。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平原省撤销，1952年12月，潘复生调到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1955年杨珏也调到河南。
分歧从合作化速度开始
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潘、杨、王等认为，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他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则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闹社事件。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在1957年春节前后开展的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中，又发生了严重的粗暴对待群众的现象，不少人被捆绑、游街、批斗、管制甚至有被摧残致死者。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恢复工作，并着手纠正吴主持工作时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不计征购任务；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屋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等。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有的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降低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发现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而且多是红薯，保存不好就烂掉。他向省委汇报后，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长时间，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际一个月都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其中一点就是可以实现炊事机械化。吴芝圃向毛泽东汇报了炊事机械化的成绩,毛泽东让把这些炊事机械搬到庐山会议上展览。其它省的同志看了不相信。其实，这些木制的炊事机械技术上没过关，不能用。庐山会议后，邓小平路过郑州要参观食堂机械化，他们从省展览馆把木制炊事机械搬到郑州郊区老鸦陈村，让省妇联同志化装成农民作讲解。
罗列“八大罪状”，罢官免职
中共河南省委在反右派斗争中，开始批判潘复生。在1957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大）指责潘复生主持制定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还决定立即收回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会上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潘复生。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人，潘复生名列其中。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五，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六，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被说成是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八，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并认为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号。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全省各地到处都贴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文艺节目。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第九次全体会上，患病的潘复生被“揪”到会上接受批斗。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门窗玻璃全被砸碎，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错误批判带来极严重后果
河南省左倾思想本来比较严重，在反右斗争中，全省共划了6万名右派分子，居全国各省之首。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以后，在党内和干部中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
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批真话的斗争升级，讲假话的时尚随着升级。请看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账派”应及时猛省了》。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亩产小麦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亩产小麦4535斤；7月12日，河南西平，亩产小麦7320斤；9月13日，河南全省平均亩产水稻千斤，成为千斤省……。在大炼钢铁方面也连放“卫星”，《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赞“曾在小麦产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国钢铁生产的一面红旗”。头脑发热的吴芝圃，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各地有大量的人到河南参观学习。《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河南的“先进事迹”，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中央工业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里领导就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并当场批判高扬，又将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对河南的做法提出不同看法，在河南也受到批判。北京的干部从此不敢去河南了。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194.9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令人悲哀的是，浮夸虽是数字游戏，却让农民承担实实在在的后果。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征购粮食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8.7%；1959年征购72亿斤，加上公社的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7.14%。这两年全省多征购了60多亿斤粮食。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平反以后
数以万计生命的代价使人们开始醒悟：潘、杨、王是正确的，吴芝圃执行的路线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从1960年到1962年，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陶铸、王任重、王从吾、徐子荣、金明等领导人到河南调查研究，帮助河南解决问题。1961年7月，中共中央派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1961年夏季以后，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河南省委开始对潘、杨、王的问题进行甄别核查。196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决议中说：“省委自1957以来批判和处理潘复生同志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7月30日和12月20日，河南省委又分别给杨珏、王庭栋平反，恢复原职务和工资级别。
刘建勋、何伟、文敏生、杨珏主持河南省工作后，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河南情况开始好转。
(为写此文杨珏老和冀雨老三次接待作者采访，并修改了稿件，王庭栋同志从山西寄来亲手写的回忆资料，并修改了稿件，此文还采用了《风雨春秋》中张林南同志的文章中的资料，在此一并感谢)（责任编辑吴思）
天堂与天国种种
舒 展
2001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坏人不怕下地狱，然而虔诚的宗教徒却盼着上天堂。天堂是什么样的呢？
不同的宗教经典，都构想出各自的天堂。
阿拉伯语“aljannan”，汉语可译为“天堂”，也就是《古兰经》里说的“乐园”。凡是今世生活中信道而行善者，敬重安拉者，为安拉之道阵亡者以及履行宗教义务者，到了“世后”都可以进天堂；在那里有绿荫覆庇，有水、乳、酒和河流，住的是大厦，吃的是鲜果，还有白皙明眸的妻子陪伴，永远享受着和平宁静的生活。这种境界，即令是无神论者，恐怕也会心向往之吧。
再看基督教教义的“永生”说，认为人的生命是暂时的，只有灵魂得到上帝的拯救，升入天堂，才能得到超越时间空间永恒的不死的生命，不再有悲哀、号哭和疼痛。天堂四四方方4000里，圣城建造在12层基石之上，各层均镶嵌着精美各异的宝石，墙为碧玉，城乃精金，城中是绿荫大道，街中有明净的河水，花园里有每个月都结不同果实的生命之树，所有复活的义人都会住进这里侍奉上帝，同享永生的幸福（《新约·启示录》）。
佛教的天国也很神奇，说是有个巨大无比的金山叫须弥山，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以它为轴，山顶上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善见城”就是天宫，城里住着一位瞬间就能考虑上千种事情、具有超常本领的“能天帝”（亦称“帝释天”），他是欲界“忉（音刀，忧烦）利天”众神之王，他头顶上有直径三百里那么大的一个华盖大伞，侍奉他的有2500万天女，他是护法卫道的最高主宰，人间出现了暴君，能天帝也可以施以惩罚；佛陀涅磐时，他还可以显身保护“舍利”（遗体）。佛经教义中有“三世因果”说，即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根据你的善恶行为，善的可以升上天界为天人，生于人间为一般人；作恶的会变成畜生、魔鬼，或坠入地狱。善良的佛教徒，当然都企盼祝祷自己能到善见城落户。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天堂就是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南天门的灵霄殿。玉帝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我国各地山川名胜多有玉帝庙、观、殿、顶，我想它们就是道教天国的实物化吧。《西游记》里孙大圣上到金光万道滚红霓、瑞云千条喷紫雾的天宫，偷吃蟠桃，戏弄神仙，大捣其乱的地方，就是这个所在。
综观几大宗教的天堂，颇有不少相同之处，一是有个最高主宰——统一、高度集中；二是不愁生计，物质生活超过最发达的国家，遑论小康；三是没有或很少有战争、内讧、厮咬、贪官、盗贼，人际关系平等和谐；四是天国的女人几乎全是经过精选的漂亮姑娘，五大三粗、面目丑陋的母夜叉，在天堂是见不到的。
郭璞有他的《游仙诗》，陶渊明有他的《桃花源记》，李白有他的《西上莲花山》，李贺有他的《梦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康帕内拉有他的《太阳城》。英国思想家莫尔有他的《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它谴责圈地运动是羊吃人，提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论点。主张公有制，按需分配，消灭商品，消除贫富差距，大家禁欲，人人平均分配。
不论是宗教的天堂，还是思想家文学家的仙境理想国，在人世间是从来没有实现的“现实”。《红楼梦》里的太虚幻境，名曰空玄无碍之域，实则灵与肉和谐统一之地，不过是曹雪芹构筑的爱情理想国而已。
我们从历史记载中见到的有秦始皇的离宫，汉武帝的天宫，武则天的天堂。幸存的慈禧的万寿山，占地290公顷，辛亥革命之后才对老百姓开放，这使我们得以亲眼看看统治者的人间天堂是个啥模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他认为，人的身体是物质的，可以分解消散的；而人的灵魂不再受身体的窒息羁绊，它会来到一个奇特的地方——天堂与地狱的分界处。当结伴而行的鬼魂来到了这里，发现有两个洞口。在天地之间，坐着一些法官。他们每判决一个人，正义的便吩咐从右边升天，胸前贴着判决证书；不正义的便命令他从左边下地，背上带着表明其生前所作所为的标志。判决通过后，鬼魂纷纷离开，有的走上天的洞口，有的走下地的洞口。同时也有鬼魂从另一地洞口上来，风尘仆仆，形容污秽；也有鬼魂从另一天洞口下来，干净纯洁。他们熟人相逢，互致问候。来自地下的询问对方在天上的情况，来自天上的询问对方在地下的情况。他们相互叙说自己的经历。地下来的人追述着自己在地下行程中（一趟就是1000年）遭遇的痛苦和看到的事情，他们一面说一面悲叹痛哭。天上来的人则叙述他们看到天上的不寻常的美景和幸福快乐。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十倍报应。也就是说每百年受罚一次，人以一百年算作一世，因此受到的惩罚就十倍于罪恶。这些恶人差不多大部分是暴君，他们被捆住手脚头颈，丢在地上，剥他们的皮，在路边上拖，用荆条抽打。（《理想国》第418页——419页）
柏拉图是坚决反对个人独裁主张宪政的。他认为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抓教育。国家领导层的成员，必须懂哲学，并且要彻底学会运用辩证法（在哲学史上，第一个运用辩证法一词的是柏拉图），最高领导者，必须是“哲学王”。在相当于我国东周威烈王（公元前400多年）时期，西欧就产生了柏拉图这样伟大的哲学家，难怪西方文明奉柏拉图为先进思想的鼻祖。
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欧洲于16世纪和17世纪直到19世纪，几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曾经进行过探索和试验，他们确实想在人间消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莫尔和康帕内拉就是探讨这种理想国模式的先行者。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巴贝夫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其天堂蓝图具有斯巴达克式特色：绝对平均，苦修苦炼，禁欲主义，这种理想国方案实际上是农村公社制和手工业工场原型的翻版而已。到了19世纪，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出现了欧文。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恶果进行了系统的理性的批判。傅立叶在法国和美国搞过协作移民区试验（均失败）；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了1200多公顷土地，建立“新和谐”公社移民区；失败以后，又同他的学生在英国汉普郡组织“协和大厦”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又宣告失败。尽管如此，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先行者在理论上的贡献，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催生所进行的试验精神，功劳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欧文，他提出的没有失业（即令到21世纪仍是许多国家的一个难治之症），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消除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的理论，把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推到了顶峰。
在中国近代也有过农民式的天堂试验，那就是几乎与欧文试验同时的太平天国。它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规模影响最大的。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在1853年3月攻克南京之后颁布的。它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盖天下皆是天父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但一年之后，天京就闹饥荒，全城人除特权者外，都喝开了稀粥，于是赶紧颁布，“照旧交粮纳税”。他们收取的土地税比清政府加重三倍。工商业是被取缔的。平分土地压根就没有实行。至于一切财产公有制的《圣库制度》，肇始于起义之初。拜上帝会信徒多携老扶幼，举家参加。他们变卖了田产，各将所有财物奉献于公库，所有人的衣食，都由公库开支。以后，全军实行这种制度。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绸帛、珍宝等，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但各类供给定额并非固定，依物资来源多少而有不同。缺粮时，就减少食米供给定量。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初期起了积极作用。它保障了将士及其家属的生活，也吸引了许多贫困的人民参加。但事实上，圣库制度并没有严格实行。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占据城市乡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自拥有私财。于是人无私财的原则已不能坚持，所以又规定私藏不得超过五两银。高级将领生活日奢，任意取用于公库，供给配额渐失去实际意义。各王、各将领更是广蓄私财，并不依赖于这点儿份额。《圣库制度》蜕变为后勤供给制的一种形式，早已名存实亡矣。
恩格斯认为，一种生产关系尚未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尽管它在分配上不公平不完满，但人民还是不会起来推倒它。他说，“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恩格斯列举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马恩选集》第3卷第188页—189页）。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最终归于失败的原因。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说得言简意赅，说他们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洪秀全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家族统治，特权阶级独裁的种种行为，与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太平天国是除了姓洪的，谁都不信任的家天下，最初册封为王的仅90多人，到后期，凡本家亲戚以及提供赞助者全都予以册封，竟达2700多个王。这比秦始皇的封建专制家天下，不是还落后两千多年吗？
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是一群没多少文化，没有理论思维，提不出任何先进口号，不懂建设的农民，掌权之后蜕化而成的特权阶级，他们能给人民带来的除了惊惶恐惧之外，仅仅是一幅虚幻美妙而实际上无法兑现的天堂蓝图，这个特权阶级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行动上干的则腐败透顶。这样一个言行不一，言行相悖的政权，注定是短命的！太平天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的前途当然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唾弃。
人类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富裕、健康和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些理想，并非虚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有些地方，也正在变成现实。没有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不可能有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是最不客气的老师，我们经历过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狂热，经历了30年痛苦的摸索和折腾，深感偌大的中国社会，依靠人治的不灵，深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终于承认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才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这条康庄大道。
怎样才能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实现、避免大跃进的“乌托邦”的天堂狂热和无法无天的“文革”在中国重演呢？邓小平在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选第307页）这些针对性极强的大实话——它本身就是理论，今天读来，具有何等鲜活的生命力啊！
（责任编辑元璋）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2001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今年是新的世纪的第一年。新年伊始，喜事便接踵而至。在全国人民欢庆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的日子里，又传来了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沉浸在无限的欣喜之中。有心的人们早已注意到，这新世纪的第一个国庆节，又巧与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相逢，真可谓两节同庆，喜上加喜。
关于中秋节的来历，研究历史和民俗的都其说不一。有的说来自“秋报”（即庆丰收），有的说来自于先人的“祭月”。无论如何，中国的中秋节由来已久，而且中国人是把这个“节”作为“佳节”来过的。所谓“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中秋的月亮是最美好的。秋高气爽，明月皎洁，引发人们的遐想，于是便有了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有了人们触景生情对团圆、对和平、对美好未来的期冀。
深圳市禾信实业有限公司是一个专门从事文化精品开发制造的专业公司，参与过多项全国大型活动收藏纪念品的策划、设计和制造。正是他们参加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收藏纪念品制造的缘故，在这新世纪第一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他们想到：近几年中国人民已经圆了香港回归的梦、澳门回归的梦，今年又圆了申奥成功的梦，但是，祖国完全统一的梦还没有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更有待我们几代人做长期努力。于是，他们抓住21世纪第一个国庆节和第一个中秋节同天的巧遇，抓住中华民族期盼团圆、憧憬未来的特殊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策划并推出“中华圆月”，将传统习俗、食品文化、艺术审美融为一体。
“中华圆月”采用七星伴月形式。八个精美的金属盒，中间大盒的盖面浮雕是巨龙腾飞图案，圆心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像；七个小盒的盖面浮雕分别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香港、澳门、台湾。“中华圆月”木盒内还附有古香古色的《中秋诗文选》一册，介绍中秋佳节的CVD光碟一张。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为己任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禾信公司的这一倡议给予积极支持。重食传统和尚食思想的形成，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制作食品不仅是为了“果腹”，为了满足肌体的需要，人们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还赋予某种食品以特殊含义，以满足某种精神上的需要。诸如长寿面、年糕、月饼等等，俯拾皆是。晋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诗句传诵至今，因为它艺术地记录了一种意境，一种氛围；当今的中国人，在21世纪的第一个中秋佳节，把酒赏月，共话中国的完全统一，留下的记忆一定是美好的隽永的。
（严久惠）
| 二战初为犹太人开绿灯的中国外交官 |
|
伍 法伍法同 |
|
2001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
1938年任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
1938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升级，在全国实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奥地利境内的许多犹太人店铺都被纳粹军队捣毁，有的老板被关入集中营。这年11月7日，在巴黎，一名来自波兰的犹太人青年，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枪杀了德国驻法国使馆的三等秘书，使希特勒大为光火，于11月18日深夜，全德国及奥地利境内的党卫军和冲锋队肆无忌惮地冲击所有犹太人的住处、商店、医院，抓走2万多名犹太人，其中100多人死于当晚的浩劫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德国马克。德国法西斯头目戈培尔却给这次罪恶行动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帝国水晶之夜”。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大批奥地利籍的犹太人为了逃命，争相离境，据说维也纳就有13万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逃往国外。许多奥地利人前往美国或英国领事馆领取签证。后因数目限制，加之条件苛刻，很多人只好转向中国领事馆，希望得到一张去中国上海的签证。
此时，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不顾个人安危，发给罗森伯格一家赴上海的签证，并在“帝国水晶之夜”的第二天一早，准备去送罗森伯格一家到火车站。临出发时，罗森伯格夫人突然来电话，暗示家里发生了事，要何凤山不要去送了。何凤山说，自己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办到，他坚定如约前往送行。但是到了罗森伯格家，才知罗森伯格已经被盖世太保抓走，并正碰上前来搜查抓人的党卫军士兵。气势汹汹的盖世太保用枪对着何凤山说：“你是什么人？”何挺胸反问：“我是什么人你们很容易查到，你们又是什么人？”他的坚定气度，竟把盖世太保给镇住了。何凤山走后，党卫军问罗森伯格夫人“他是谁”，罗夫人说他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是罗森伯格的好朋友。盖世太保听后吃惊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不久，罗森伯格被安全释放回来。他们一家凭着由何凤山签发的签证，登上了离开维也纳的火车。
从这以后，不管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去中国的签证，就能得到中国总领事馆的签发。有一位犹太人一时找不到任何理由去中国总领事馆，回家翻箱倒柜，找到一本中文书，他从书上剪了几个中国字贴在一个信封上，将自己的签证申请装进信封，急忙来到中国总领事馆门前，对卫兵说：“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挂号信，需要马上交给总领事。”卫兵看不懂中文，信以为真，立刻放他进去。于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拿到了去上海的签证。在此后至1940年4月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何凤山一面与当地美国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秘密合作，用各种方法营救犹太人逃离维也纳；一面实施开放签证政策，无论男女老少任何犹太人只要申请中国签证，马上核发。这件事在犹太人社区中流传开来，中国领事馆前竟被犹太人排起长龙。有时一个月之内被中国领事馆批准入中国境内的签证达四、五百人之多。一次，希特勒邀请何凤山见面，被何拒绝，事后何凤山戏谑地称希特勒是个矮小的、留着可笑的胡子的野心家，我是在履行自己的公务，为什么要见他？据了解，在何凤山任维也纳总领事直至1940年5月调离时为止，在128500名逃离维也纳的犹太人中，有二三千名犹太人是持何凤山的签证离开奥地利的，大部分去了上海，使得上海出现许多犹太人。据说有些犹太人到了上海，为了打发时间，学会了中国麻将，麻将便在犹太人的生活圈子中流行开来。
由于何凤山大量给犹太人发放出境签证，法西斯当局借故以中国领事馆租用了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将总领事馆的房子没收了。何凤山并未因此而退却，他将总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小得多的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
何凤山在签发中国签证时是否遇到其他阻力呢？当时中国政府因接受德国援助，如武器及军事顾问，与纳粹政权维持一定友好关系，为维持中德邦交，不能与希特勒唱反调。中国驻德国大使陈介，就在一次长途电话中，指示何凤山应对发给犹太人到中国签证予以限制。何凤山一面唯诺称是，一面仍照签不误。此时有人向大使馆告密，说何凤山收取贿赂，出卖签证，贪赃枉法。陈介知道后，派遣参事丁文渊，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由柏林来到维也纳。他首先调查卷宗，查明中国外交部是否有来电批示对犹太人的签证确实有“开放政策”的训令。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曾提出开辟海南岛以容纳犹太人的主张。丁文渊再查领事馆的签证账目是否有舞弊的情形，经过认真稽查，并无可疑之处。
说起来，何凤山与我们家还有一点“挂角”亲。何凤山的第三任夫人是我在美国二弟的亲家母的胞姐。我们都是湖南老乡。何凤山的第一任夫人为早年在湖南原配，1926年为何生下一子名何曼德，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组主任；何凤山的第二任夫人是一美国人，因她经常虐待何凤山的儿子何曼德甚至拿皮带抽他，而与何凤山离异。何凤山的第三任夫人黄绶荣，湖南醴陵人，今年已有83岁高龄，住美国旧金山。1951年为何凤山生下一女名何曼礼。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住在重庆城内，与何家相隔不远，二弟与何凤山的儿子同在南开中学念书，我则与何夫人的妹妹黄德荣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同学，好友加亲情，来往密切。多少年来，从未见他谈起过当年在奥地利任总领事为犹太人核发签证的事。何平时举止倜傥，讲一口标准的湖南话。1994年10月，我和爱人去美国探亲，由黄德荣、钟武雄夫妇陪同去拜望他二老，时何凤山已93岁高龄，坐在轮椅上，他拉着我的手说，我真想回到老家湖南益阳去看看，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一点奉献。他夫人黄绶荣也是高龄，驼背、弯腰，起步都很困难了。最近我在长沙见到黄德荣、钟武雄两老，都是80几岁的老人了，刚从美国回来探亲。钟老说：抗日战争期间，他与何凤山同在情报司工作，是何的部下，也从未谈及在奥地利签证的事。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7岁丧父，他和母亲、妹妹三人靠当时设在益阳的挪威信义会的救济维持生活。信义会给了他母亲一份工作，让何凤山进了信义会办的学校。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长沙美国教会学校雅礼大学（属大学先修班性质，后改为雅礼中学，为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分校）。1930年去德国慕尼黑明兴大学留学，专攻经济理论，回国后在湖南大学任教授。1933年春，代表湖南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百年纪念博览会，并在芝加哥大学修习国际公法与英美文学。1935年一个偶然机遇投身外交，被派往土耳其任职。1937年调到奥地利。何凤山在经历了40年外交生涯后，于1973年退休。在他所著的《我的外交40年生涯》一书中，只有一个段落提及在奥地利为犹太人发签证的事。
1997年9月28日，何凤山病逝于旧金山家中。在他的丧礼中，我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外交人员代表中国政府送去了花环悼祭。
一位中国外交官，用自己的无畏精神和智慧，挽救了数千名无辜的善良生命。他并没有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向世人宣扬，就是在自己晚年所著《我的外交生涯40年》一书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此事。这件事似乎已经就要被尘世湮没了。96岁的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去世后，他的女儿、曾当过《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何曼礼为父亲写了一个讣告，讣告中提了一句：父亲在维也纳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过签证。讣告在报纸上刊出后不久，何曼礼突然接到一位名叫艾立克·索尔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的电话，艾立克自我介绍后问：“你父亲当时真的给犹太人发过签证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历史学家于是给许多纪念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博物馆打电话询问此事，都没有着落甚至是否定的答复。不久，经过他不懈努力，终于通过一个犹太人组织，找到了一位持有当年何凤山亲笔签发的去中国上海签证的幸存者。从那以后，不断有新线索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或其子女主动与那位犹太裔历史学家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伊斯雷尔·辛格，他是一位美国亿万富翁，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含着泪水对艾立克说：“我的生身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艾立克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说：“何凤山将成为一个让中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2000年4月2日，由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11个组织共同合作之下，举办了一个“救命的签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纪念展，推崇在1938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期间，英勇拯救犹太难民的各国的外交官，而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展览会场上，何凤山的照片放在正中，十分耀眼，犹太人全国基金会同时在展览会场颁奖表彰何凤山等10余位各国外交官。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代表已于1997年9月病逝的父亲接受这份荣誉。同时，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将对何凤山颁发“国族正义”勋章。这项勋章自1953年设立以来，共有16000人获得，但其中只有19位是外交官，何凤山是惟一的中国外交官，也是全体受奖人中惟一的中国人。亚洲还有一位日本外交官也获得这项人道勋章的殊荣。何凤山获奖后，他的名字将镌刻在耶路撒冷郊区“正义公园”内的荣誉墙上，让所有犹太人知道，这些人士曾经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过他们，这些人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责任编辑舒元璋）
纪念小外婆何凤山姥姥
历史掩盖的真相都会入世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