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晚年跨越的最后一重山

作者：方李莉

1990年，费孝通在日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做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的演讲。会议结束时，他写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题词。

2010年11月2日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本版刊发一组文章，以示纪念。费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时代命题，发人深思。正如他所言：“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有意于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也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在即将跨入21世纪时，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

今年11月2日是费孝通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我和费孝通先生的其他弟子都会一起相聚在费先生的家里，为他过生日。即使他去世了，我们仍然会相聚在他家，和他的女儿女婿一起缅怀他。但今年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由国家的统战部为他举行纪念活动，许多的国家领导人也出席。结束后，学者们还相聚在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研讨他的学术思想。在这之前，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都先后举行了有关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研讨会。12月5日，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费孝通先生的母校也会举行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的研讨会。作为中国老一代的学者，老一代的思想家，能有费孝通先生这样影响力的并不多。他虽然去世了，他的学术思想仍然在受到大家的关注，仍然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很早我就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在他思想的熏染下，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乡景德镇做田野考察。1996年我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费孝通先生是那个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虽然退休了，但还担任着名誉所长和学术指导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取得的，当时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所从事的是艺术人类学研究。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是该所招收的第一个艺术学方面的博士后，我的研究角度在所里是非常边缘化的。因此，我从不奢望我的研究会得到费孝通先生的重视。但我的想法恰恰错了，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对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见解和认识。所以，他不仅没有漠视我的研究，反而非常关心我的研究。

一次，所领导告诉我说，费孝通先生要去景德镇，当时我所写的有关景德镇民窑业的田野考察报告刚刚完成，为了了解景德镇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想看看我的报告。就这样，我写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报告》被送到了他手里。后来潘乃谷教授（当时的副所长）通知我说，费孝通先生的秘书在路上打来电话，说费孝通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后很有感触，回北京后，想让我去见见他。

见面后，他对我考察的内容和方式的肯定，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和老先生面对面地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时，费先生提醒我说：“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非常精彩，你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下回来时最好带个录音机，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遵照他的意思，我再次来到他家里，并带了录音机。就我的考察报告老先生讲了很多他的看法，在讲话的过程中好像是在随意聊天，但实际上费先生始终是在紧扣一个主题。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他认为我对景德镇的研究，不仅关注到了它的现状，对它的历史和传统也做了较多的对比研究。就此，他谈到了传统与创造的问题，他说：“有关文化的死与活，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一样，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也就是文化既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又要适合新的需要，这样，生命才会有意义。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他又说： “我还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源头，然后再从这源头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广度，有它的过去、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你写的书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的一个例子之一。”

充分认识中国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

费先生当时告诫我的这些话，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使我受益无穷。记得一次，费老借了一本他年轻时翻译的，由美国社会学家梅欧写的书给我看，书名叫：《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梅欧生于1880年，这是他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书。

当时费老正在写他的那篇《派克笔记》的文章，他说他之所以借梅欧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给我看，是因为，在别人的眼里西方国家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不用再看了。但是他认为：“这里就牵涉到了对历史怎么看、怎么学历史的问题了。他们都是过去了的人，是属于老一辈了，他们写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过时了？这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国和西方发展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我们要从发展水平上去找出我们和西方的一个共同时间。”

他当时告诉我说：“我是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生长的，而美国的工业化则是在我的上一辈开始的，从起点上算差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许多东西，对他们来讲已经都过去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他们现在的经验，还要学他们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把他们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来同我们现在比较。因为他们那时候经历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东西。我在《派克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派克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也许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国家却还很有借鉴价值，因为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而且，结合现在的实际，我们还可以理解到，他们那时为什么会想到那些问题。因此，这一批人的思想还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吃透它，懂得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思想？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也就是我们将遇到的问题，比他们当年遇到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理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个阶段社会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好赶上了。”

这次谈话结束时，他说道：“我认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现在发展的位置，也就是处于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毕竟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看看他们所走过的路，看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借鉴的。第二个就是中国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中国一些边远农村，还是处在农业时代，但许多地方已经是工业时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经进来了。也就是在中国，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重叠的和交织在一起的。你要把这里边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讲出来，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

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进一步表达了出来。

在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再迎来一个文艺大发展的高潮，这是非常重要的

费孝通在一次小范围谈话时说：“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对我有一个冀望，希望我回到早年‘一二·一’运动的时候，也就是民主运动时的位置上。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了。两岸猿声，我的体会是指别人的议论纷纷。啼不住就让它啼去好了。不计较对我怎么评论，这一点我做得到。可是人家对我的冀望，很明显有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在里边。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却不能不想。个人这个轻舟快要过去万重山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才开始，整个国家才过去几重山，还会有一段很艰苦的时间。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个轻舟，而是个沉重的大船，这个大船要进入21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确实值得认真想一想。”

费先生认为：“看来我这篇文章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画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老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画的句号，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为过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几乎10年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一篇接一篇地书写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如果说以前，我虽然是他的学生，曾经跟随他出去考察，也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但我对他晚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表浅的话，而自从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断地看他晚年的文章，不断地体味他和我每次的谈话，对先生晚年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我是1996年到北大学习的，所以，我接触得最多和最熟悉的正好是老先生这一阶段的思想，每次的谈话内容现在看起来都是老先生对“文化自觉”这个概念的不断阐述。包括他让我做的西部人文资源的课题，也是希望通过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行为。

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的经济没有底子不行。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出现一个文艺的高潮，如果看得远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一个这样的准备。”这是平时他反复说到，但又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认为，这种讲法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现在看来，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确是超前的，而放到现在却正好。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文化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怎样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怎样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又如何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让中国在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再迎来一个文艺大发展的高潮，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当时希望我们能回头去看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认为，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而现在国家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所应该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

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

在一次讨论中他告诉我说：“所谓美和不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实人的智力和习性也都大体相似，但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异。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我很赞成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理论，将其用在当今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随着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地球也越变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注意传统文化的特点，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认识自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一层的含义。”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这一村庄的居民，这些居民们要在一起共同和谐地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必须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而我们对西部文化传统的认知、理解、诠释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建立这种自信和自尊的过程。

费孝通先生他丰富的学术思想，成为永远不灭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人文时间里，留住了生命、时光，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