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10
萧克与《炎黄春秋》
洛 松
2001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翌年5月在北京宣告成立；7月，这个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正式创刊。从此，《炎黄春秋》在执行会长（现为第一会长）萧克将军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走上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十年耕耘的辛勤中，十年收获的欢乐里，都有着萧克老将军的身影。十年来，萧老对《炎黄春秋》的指导、支持、呵护，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然而都是深刻的，久远的。
难忘的初创的日子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0年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11月25日，他在关于创办《炎黄春秋》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点办理。”熟知萧克将军经历和秉性的同志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以将士请战、受命的心情“快点办理”：翌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当月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试行方案》；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
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文革”时写大字报的痕迹。如此简陋的办公室，竟使前来看望大家的萧克老将军立刻想到了延安，想到了“抗大”。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
社长杜导正将大家一一介绍给萧老，萧老专注地听着，端祥着每一个人的面孔。办公室的同志端来沏好的热茶（那是为招待萧老特意用七元一角钱买来的二两茶叶），大家围着萧老品茗畅谈。萧老既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又关心着大家的生活。谈话中洋溢着领导对部属的关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
两个月后，一位副社长前往萧老住所请示工作时，萧老还特别嘱咐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他还特别说：“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都欢迎大家来。”
借用古人的话勉励我们
萧克老将军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
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赠我们，以资告诫和勉励。同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他应邀为编辑、出版的《长征大事典》写序（载本刊1996年12月号）。他在《序》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时，不无讥讽地说：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接着，萧老严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探求真理身体力行
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同志，晚年曾任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离职后受中央军委委托主持编纂八路军史料丛书。他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力倡实事求是，反对人云亦云。他不管来头，不看风头，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纠正一些讹传，在军界学界传为美谈。（见《炎黄春秋》2000年5月号冯建辉文）
这里举另外两个例子。
一是关于对陈独秀的研究。早在1981年8月，萧克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萧老在谈了这段话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他明确批评，从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以上见本刊1994年6月号）
二是关于勇于承认错误以及重视记取失败的经验。1969年萧克同志被下发到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因祸得福”，他在干校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著作，帮他“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96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75周年，又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本刊特请萧老将1971年冬写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书眉上的读书笔记核校后发表。
萧老在笔记中称赞列宁“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他说：“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
对于列宁文中这一段话：“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萧老反复阅读后写道：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
我们读了萧老的这篇读书笔记，联想到1971年冬国家仍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萧老这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国安邦的远见卓识，我们能不感叹吗？
谦逊中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
萧克同志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他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对于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即使布置工作，也从未有命令的口吻。《炎黄春秋》的记者随他出差，他走到哪里都是询问，倾听；他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需要讲话时他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作认真的准备。萧克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试举几例：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两重性，即精华与糟粕并存。我理解，人们所说的‘精华’，是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起积极作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的主体。“糟粕”是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起阻碍作用的部分。……这里还强调指出的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有时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的。我还认为，文化现象不一定只有“精华”和“糟粕”非此即彼两极。文化现象复杂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处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有一个“恕道”，就是以“推己及人”的精神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记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末期，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同我说过，要重视这个“恕”字。要以“恕道”来解决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中国素来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天，大家都能“推己及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人们之间互相支持的祥和气氛。在党内，也利于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的发扬；在国家，能够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见《炎黄春秋》1996年12月号）
我们欣赏萧老这些语言的片断，与其说着眼于它的真理性，不如说是更敬慕萧老探求真理的精神，独立思考的态度。
常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萧老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确实是受益匪浅的。如果说《炎黄春秋》在反映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其特色，有其成就的话，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感谢教我们这样做的老师——会长萧克同志。
炎黄春秋杂志社集会庆祝创刊十周年
2001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7月21日，中央和首都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150多人在北京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习仲勋、费孝通、程思远、任建新、季羡林、张岱年等数十位老领导、老学者为《炎黄春秋》题词致贺。习仲勋的题词是：“《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庆祝会由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方实主持，社长杜导正作汇报讲话。他说：《炎黄春秋》在1991年由以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创刊至今已有十周年了。创刊以来，她在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是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她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现代史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论述，力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争取给国家留下一笔观点正确、真实无误的史料。杜导正强调，《炎黄春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决定的因素是办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加之众多高水平作者、志同道合者以及广大忠实读者的鼎力支持。最后他表示，《炎黄春秋》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后全社同仁愿意继续在上级和作者、读者的监督下努力改进。
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讲话，对《炎黄春秋》的十年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都走过了几十年，参与了时代的变化。《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它说了真话，反映了真实情况。一些已经过世的朋友不能说话了，《炎黄春秋》讲了他们的经历，替他们说了话。我们通过《炎黄春秋》再次认识了过去的人和事。大家都爱看《炎黄春秋》，认为它办得不错，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一直关心和支持《炎黄春秋》的国务院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上将因事不能到会，特地委派秘书贺茂之来祝贺。他让秘书告诉大家说：“我很喜欢看《炎黄春秋》，《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他还让秘书在会上宣读贺诗：“十年耕耘春秋笔，激浊扬清正气张。”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石峰在讲话中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对《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充分肯定了《炎黄春秋》十年来的成绩，指出：一百多期《炎黄春秋》是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希望《炎黄春秋》再接再厉，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炎黄子孙谱写新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光添彩。
本刊顾问、国务院农村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炎黄春秋》特邀编委、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老新闻工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范敬宜，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楚辞专家文怀沙，著名作家周而复，中国警官大学尹骐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副研究员，以及《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离休干部刘德纯等也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书面发言）。
出席会议的还有：杜星垣、凌云、柯华、李昭、张西帆、吴象、王强华、沈仁干、张黎群、何东君、郑惠、李之琏、庄炎林、李宝光、冯征、戴逸、张岂之、张锲、冯其庸、鲁谆、吴塘、王俊义、李耐因、李慎之、曾彦修、李犁、张彦、张培森、马仲廉、李维民、苏双碧、王景山、刘恪山、王戎笙、王春瑜、赵淮青、赵棣生、刘志琴、章学新、谢景星、薛德震、薛攀皋、高放、戴煌、金凤、杨兆麟、何标、解力夫、许人俊、楚泽涵、钱听涛、汤文选、徐明远、申春、冯健、马京生、庄志霞、朱继功、张士景、丁济沧、陈春森、纪希晨、刘野、袁鹰、黎白、黄爱平、王志光、王科元、王才、朱地、续志先、刘洁尘、舒云、王泽洲、顾永高、刘溪萍、陈清泉、方徨、林耀、张沪、张广友、张天来、张秀平、宋文茂、徐孔、程理嘉、刘家驹、舒元璋、吴思、杨继绳、郝爱存、赵友慈、徐庆全、洪炉、王恂、丁洪章、洪卓民、陈崇保、彭彰庆、敖本立、杨秀芝、蓝英年、薄会川、谷秀敏等。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李 凌
2001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帝享寿89岁，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了。
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为我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史称“康乾盛世”。
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文专写乾隆残酷制造文字狱，以便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位爱新觉罗·弘历。
文字狱腥风血雨之举例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6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饱读诗书，深得其祖康熙的欢心。康熙弥留之际，之所以传位给胤祯（雍正），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祯之后传位给爱孙弘历。
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文字狱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 、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责任编辑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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